自我决定理论：后续发展
接着自我决定理论：核心子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其他子理论，我们这次来介绍自我决定理论的后续发展。
Deci, E. L., & Ryan, R. M. (2012).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16–437). SAGE Publications Ltd.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SDT
近年来，自我决定理论不断扩展，以涵盖广泛的新研究主题。然而，我们并未明确指定除已经讨论过的五个子理论之外的新理论，而是仅使用了自我决定理论的宏观理论来指导和解释这项新工作。在本节中，我们简要讨论了自我决定理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研究过的四个主题。
Cross-cultural studies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即它们的满足与阻挠会影响所有人的心理健康。这个命题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它要求这一命题与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第二，需要在不同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的各种文化之间确认需求满足和阻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已在过往文献中，提出了关于能力、关联性和自主性的普遍心理需求与进化的观点是一致的论点(Deci & Ryan, 2000)。此外，已有几项研究支持了这一需求命题的跨文化相关性。在这里，我们简要讨论其中两项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关联性（或归属感/爱）需求是被广泛接受的，几乎没有人争论它在不同文化中的相关性。此外，能力需求的理念与一些重要理论一致，其相关性也没有受到争议。然而，基本的、普遍的自主性心理需求的观念非常有争议，跨文化的理论家如Markus等(1996)认为，人们从文化中获得需求，东亚文化不重视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更强调关联性和相互依赖。因此，这些作者认为自我决定理论只对于重视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才具有相关性。这意味着自主性不是一种普遍的需求。
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的自主性应该表现出两种方式。首先，自主性的原型是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内在动机，因此它应在任何文化中都能明显体现。其次，自主性也应在所有文化中表现出作为受内化的外在动机的行为。大部分跨文化研究集中在第二个方面。
然而，有趣的是，在任一文化中观察过幼儿的人都应该明显感觉到，内在动机的学习和游戏是无处不在的。当然，对这些活动的支持程度和实践内在动机行为的机会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不同，但自主地移动、笑和玩耍的现象可以在任何没有被扼杀的地方找到。此外，一些教育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受社会环境中的自主性支持与控制的影响，而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集体主义环境中，自主动机会导致进行更有效的学习(e.g., Bao & Lam, 2008; Jang et al., 2009; Kage & Namiki, 1990)，就像在美国一样。
在一项关于自主性的跨文化研究中，Chirkov等(2003)指出，在西方或东方文化中，自主性可以通过相关价值观被充分内化而产生。例如，东方文化中的人在制定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时可以是自主的，就像西方文化中的人在制定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时可以是自主的一样，前提是他们已经完全内化了目标价值观。Chirkov等对俄罗斯、土耳其、韩国和美国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完成了一份自我调节问卷，评估了他们参与各种文化实践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对各种实践的价值观和规定的内化（并表现出更大的相对自主权）的程度可以预测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程度。这证实了在韩国，自主对于心理健康来说与美国和研究中的其他国家一样重要。Chirkov等进一步发现，自主性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受性别调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像Jordan(1997)等理论家曾主张自主性是男性的特征，与女性的感知无关。Chirkov等的研究表明，在研究的每个文化中，这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都是相关的。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的部分原因是Markus等(1996)和Jordan(1997)倾向于将自主性（自愿）和独立性（不依赖）混为一谈，而不是像自我决定理论研究和理论所做的那样区分这两个重要的结构(Deci & Ryan, 2000)。
Deci等(2001)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保加利亚（在收集数据时，保加利亚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公司，实行计划经济）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发现，两国的员工认为他们的管理者支持自主性的程度，积极地预测了工作中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需求的满足。需求满足又积极预测了工作投入和工作心理调整。总之，这项研究、Chirkov等(2003)的研究以及许多其他近期研究(e.g., Lynch et al., 2009)使用各种方法支持了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观点，尤其是自主性需求的满足，对各种文化中的心理健康都很重要，无论这些文化更强调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人们常说，与伴侣或好友等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需要人们放弃自主性才能保持牢固的关系。然而，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是，在关系中感到自主是关系牢固和亲密的重要要素。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自主性和自主性支持对高质量关系的重要性。
La Guardia等(2000)的三项研究考察了亲密关系伙伴（母亲、父亲、好友和伴侣）之间依恋安全感的个体差异。依恋理论的专家认为，儿童在早期与主要照顾者的互动中形成依恋的工作模型，这些个体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所有随后亲密依恋伴侣的依恋安全感。La Guardia等的研究表明，依恋安全感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也有很大的解释力在个体内部水平上。人们在最亲密的关系中所拥有的依恋安全感因伴侣而异，而每种关系中的安全感是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性）满足水平的函数。Lynch等(2009)在多种文化环境中评估了来自亲密关系的自主性支持，并发现在具有自主性支持的关系中，关系满意度以及自身功能都更高。Patrick等(2007)进一步发现，在浪漫关系中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可以预测个人幸福感、关系幸福感以及对关系中冲突的有效管理。另一项从好友角度关注人际关系自主性的研究(Deci et al., 2006)发现，从好友处获得自主性支持与更高的关系质量和更高的幸福感有关。此外，提供自主性支持给好友的人也能体验更高的关系质量和更高的幸福感。换句话说，在友谊中接受和给予自主性支持都显著地独立解释了个体体验更高的关系质量和更高的幸福感。
从这些研究来看，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自主性和自愿是体验关系满意的重要因素(La Guardia & Patrick, 2008)。因此，自主性和关联性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当然，也有可能存在二者相互排斥的情况，例如，当一个关系伴侣只在满足某种条件时提供关心，或者要求对方放弃自主性以获得对方的喜爱或关注时。
Vitality: Energy available to the self
Ryan和Frederick(1997)使用主观活力的概念来指代激发意志行动的活力和活力。他们认为，活力来自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健康的重要指标，并为有效的自我调节和应对挑战提供必要的能量。Ryan和Deci(2008)提出，试图控制自己（即，根据自己的内在模式行事）会消耗能量并削弱活力，而自主的自我调节并不会耗尽精力，反而会充满活力。活力和自主的自我调节因此被激活，但它涉及积极情感，与人们在愤怒或焦虑时经历的能量感不同。简而言之，活力是与人们的综合自我意识相关的能量，从而激发了选择、自愿和有效的应对挑战等过程(e.g., Rozanski, 2005)。
Baumeister等(1998)提出，任何形式的自我调节都会消耗心理能量，因此他们预测具有选择权的人(已被证实会增强自主动机）会消耗能量和活力。然而，与自我决定理论观点一致，Moller等(2006)认为真正的选择不应该会消耗能量，并指出Baumeister等所谓的“高度选择”的条件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受控而非自主的状态（即，对特定选择的压力），因此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Moller等(2006)在三项实验中发现，当参与者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真正的选择时，不会出现任何消耗，并且比 Baumeister等(1998)使用的“受控选择”条件会产生明显更多的能量和活力。
其他实验也发现，如自我决定理论预测，受控调节（即，自我控制）是消耗能量的，而自主调节往往是有活力的(e.g., Muraven et al., 2008; Nix et al., 1999)。总之，自我决定理论对受控调节（即，自我控制）和自主调节（即，真正的自我调节）的区分对于理解活力和能量的消耗都很关键。自我控制会消耗能量和活力，但自我调节可以促进心理需求的满足，从而使人充满活力。
在自我决定理论中，与自我相关的能量已与身体健康以及对能力、自主性和关联性的心理需求满足联系起来(Ryan & Frederick, 1997)。因此，尽管能量具有昼夜模式和生物学基础(e.g., Thayer, 2001)，但它还会随着心理需求的支持和阻碍而变化，影响动机、情绪等各种结果。
Nonconscious processes and mindful awareness
因为我们使用关于一个人的行为的“选择经验”作为自主定义的一个方面，所以许多作家将其解释为自主需要有意识的决策。然而，选择感并不需要深思熟虑的决策，只需要认可自己的行为即可。因此，自我决定理论允许无意识地启动自主行为，并且许多实验现在已经检验了自主和受控行为的非意识启动。
Levesque和Pelletier(2003)通过使用与每个概念相关的词语来激发自主和受控动机，然后允许参与者花15分钟时间进行有趣的活动。随后的依赖性测量表明，那些被激发出自主动机的参与者对任务的内在动机更高，而那些被激发出受控动机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更低。另有研究表明，被激发出自主性的人比被激发出控制性的人更少地表现出自我防卫。自我防卫是一种防御性反应，人们故意做一些事情（例如，在重要活动的前一天晚上熬夜）以便在表现不佳时找到借口。Hodgins等(2006)使用了词语激发程序，检查了参与者在体育活动表现中的自我防卫。研究发现，被激发出控制性的人比被激发出自主性的人表现出更多的自我防卫。这与Knee和Zuckerman(1998)发现的结果相似，他们用因果关系取向量表评估的自我报告的控制性也比自我报告的自主性导致更多的自我防卫。
简而言之，无意识的行为启动可以与自主或受控功能相一致。此外，当人们缺乏意识时，他们更容易受到通过控制性激发的影响；然而，当存在控制性激发时，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正念来实现自主，尽管有这些控制性激发存在。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早期(e.g., Deci & Ryan, 1980)，我们就提出正念意识有助于更自主地调节行为，但从Brown和Ryan(2003)开始，过去几年已经见证了更多积极的研究努力，将正念与更自主、自我认可的调节、更少的自我防卫以及因此更多的需求满足和健康联系起来。
这篇推送就先告一段落了。自我决定理论还剩下根源、关系，以及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这几个部分，争取一篇推送结束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