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wla, N., Gabriel, A. S., Prengler, M., Rogers, K., Rogers, B., Tedder-King, A., & Rosen, C. C. (2024). Allyship in the fifth trimester: A multi-method investigation of Women’s postpartum return to work.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82, 104330.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24.104330

摘要

鉴于产后母亲重新融入工作环境时面临身体、情感和心理挑战，作者探索了同事和管理者可以采取的具体行为，以支持和倡导工作中的母亲们重新融入职场——作者将这些行为概念化为产后盟友。在研究一中，作者采用定性方法，深入了解职场母亲认为有价值的盟友形式。在研究二中，作者基于这些发现，开发并验证了一个产后盟友量表。最后，在研究三中，作者将定性数据中的新兴主题与职业自我管理社会认知模型的原则相结合，并使用新开发的量表进行了一项关于职场母亲经历产后盟友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影响的时间滞后研究。结果表明，产后盟友体验增强了工作-母亲自我效能感，并减少了内疚感，进而对职场母亲的离职意向、工作-家庭资本和产后抑郁症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研究揭示了盟友对产后母亲在重返职场的过程中的支持和倡导的关键影响。

Recognizing that postpartum mothers’ organizational reentry is fraught with physical,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we explored the specific behaviors that coworkers and managers can enact to support and advocate for working mothers during their reentry process—behaviors we conceptualize as postpartum allyship. In Study 1, we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forms of allyship that working mothers found valuable. We then build upon these findings in Study 2 by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scale of postpartum allyship. Finally, in Study 3, integrating emergent themes from our qualitative data with tenets of the social cognitive model of career self-management (Lent & Brown, 2013, 2019), we use our newly-developed measure in a time-lagged study focused on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impact of postpartum mothers’ experiences of allyship.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stpartum allyship experiences bolster work-motherhood self-efficacy and reduce guilt which, in turn, yiel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working mothers’ turnover intentions, workfamily capital, and postpartum depressive symptoms. Combined across our studies, the current research illuminates the critical impact of allies’ support and advocacy for postpartum mothers during reentry.

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

研究问题：在帮助工作母亲顺利重返职场的过程中，产后盟友包括哪些具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带来益处？

研究背景

针对女性孕育过程，除了怀孕的三个阶段外，人们还越来越认识到女性在产后所承受的巨大损失。在第四孕期，即第四个三个月(fourth trimester)时，母亲不仅需要照顾婴儿，还需要从怀孕和分娩的身体压力中恢复过来，此外还要承担新的责任和身份转变。

而第五孕期(fifth trimester)，则指是指职场母亲“诞生”的时期，即重返职场的母亲的一个“再社会化”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标志着母亲们正努力应对“职场母亲”这一身份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这一身份在“理想工作者”和“母亲”角色之间充满了矛盾。这些挑战包括她们是否能有效地同时扮演好工作者和母亲的角色，以及同事们是否认为她们对工作不够投入。

鉴于产后重返职场的复杂性，学术界已开始探讨组织如何支持产后女性，然而，当前对于组织成员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为来减轻重返职场的难度的了解仍有限。

作者认为，组织成员可以成为职场母亲的关键盟友——他们支持、倡导和对抗历史上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偏见。与普遍的社会支持相比，产后盟友关系不仅包括针对目标个体的直接支持，还包括对外展示的支持，后者涉及旨在消除与受污名化群体和身份相关的偏见的倡导努力。事实上，由于职场母亲违反了理想工作者的规范——尤其是她们应该随时待命的观念——她们在重返职场时除了面临巨大的身心压力外，还伴随着明显的受污名化的身份。

因此，作为起点，作者试图了解母亲们认为在促进她们重返职场过程中有价值的行为——即她们对产后盟友关系的经历。

Study 1

作者采取归纳式、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45名有过亲身体验的职场母亲的直接叙述，来深入理解这一社会现象，揭示产后盟友关系的维度和影响机制。

通过分析，六种由同事（即伙伴或领导）展现的产后盟友关系类型逐渐清晰。母亲们还分享了关于重返职场这一特殊时期的独特性见解，以及体验产后盟友关系所带来的认知和情感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职场母亲描述了重返时期的独特挑战，包含生理（如母乳喂养、分娩后的身体恢复、产后荷尔蒙变化）和心理（如身份转变）双重挑战，这使得盟友经历变得至关重要。

随后作者识别出了六种盟友关系。

• 提供家庭-工作社群的准入机会：为产后母亲提供进入家庭-工作社群的行为。
• 共同应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帮助产后母亲从组织的人力资源政策中受益或避免受到惩罚的行为。
• 为母性创造物理空间：使产后母亲能够有地方从事与母性相关的活动。
• 为母性创造时间空间：使产后母亲能够有时间从事与母性相关的活动。
• 验证工作身份：肯定产后母亲的职业身份。
• 验证母亲身份：肯定产后母亲的母性身份。

最后，作者还识别了盟友关系对产后母亲的两大关键影响。

• 有效的产后盟友如何提高职场母亲在平衡工作和母亲身份方面的效能感。
• 产后盟友如何减轻与她们在工作和/或家庭中表现不佳相关的内疚感。

Study 2

在第二项研究中，作者开发了产后盟友的量表。量表开发部分遵循了一贯的标准，这里就不展开啦。

Study 3

随后，作者在Study 3中结合职业自我管理的社会认知模型与Study 1的发现提出了理论假设，并进行了验证。

结果

理论贡献

本文在盟友关系的研究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同时也将社会认知职业自我管理模型整合到了这一概念空间中。首先，本研究将盟友关系的体验扩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产后重返职场。虽然以往的研究已经确立了职场母亲所承受的污名化身份以及她们在重返职场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但关于组织成员在这一关键过渡期如何具体支持工作母亲的研究仍然匮乏。本研究发现，无论是结构性的（如共同应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为母亲身份创造物理和时间空间）还是人际间的（如验证工作身份；验证母亲身份）盟友行为，对于帮助工作母亲成功度过重返职场期都至关重要。有趣的是，研究发现这些盟友行为既体现了支持也体现了倡导，这与导师制的研究相吻合。导师制的研究强调了咨询/情感支持和职业相关导师活动的重要性，后者包括赞助，其中也涉及倡导。因此，从广义上讲，本研究继续指出了支持和倡导相关行为在促进具有污名化身份个体的职业成功方面的重要性。

在阐明对产后重返职场母亲最有帮助的盟友关系体验时，本研究的发现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身兼双重、相互冲突身份的工作母亲而言，她们在产后重返职场的过程中，从同事那里得到其工作者和母亲身份的双重认同至关重要。实际上，由于关于工作者和母亲角色的传统观念是相互矛盾的，职场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中转换身份时，需要在两个领域都感受到支持；这尤其适用于个体角色和身份处于变动时期的情况，正如产后母亲重返职场时所经历的那样。更广泛地来说，这些结果与工作家庭增益理论的观点相吻合。本研究发现，源于工作领域的产后盟友关系能够丰富职场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体验，这体现了工作家庭资本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同事通过盟友关系提供支持，那么冲突的角色之间就可能产生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

第三项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Lent和Brown（2013，2019）的理论核心，表明产后盟友关系通过以下方式促进了母亲产后重返职场的适应能力：首先，它有助于她们在平衡工作和母亲角色需求方面提升自我效能感（即工作和母亲角色的自我效能感）；其次，它有助于缓解工作母亲在同时处理两个领域责任时产生的愧疚感，从而影响与这一过渡阶段相关的结果（如离职意向、工作家庭资本和产后抑郁症状）。因此，本研究不仅支持将Lent和Brown（2013，2019）的模型扩展到这一新的情境中，而且通过展示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盟友关系经历如何帮助那些具有污名化身份的人（如职场母亲），为发展更加精细的职场盟友关系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此外，职业自我管理的社会认知模型还可以产生新的研究问题，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产后盟友关系的理解。例如，伴侣支持是否能在影响这些认知和情绪状态方面发挥作用？这种形式的支持是否能弥补母亲在工作中可能从同事那里缺乏的盟友关系？以及，还有哪些（不）成功的职业适应指标受到工作和母亲角色的自我效能感以及母亲产后重返职场时经历的愧疚感的影响？

除了上述贡献外，本研究通过关注被污名化个体对盟友关系的体验和感知，扩展了以往主要从非污名化、主导群体成员角度研究盟友关系的文献。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盟友关系的其他研究领域表明，被污名化并需要支持的人与自认为盟友的人之间，对行为价值的感知可能存在差异。此外，本研究开始揭示产后母亲可以有哪些盟友，超越了将盟友仅视为主导群体成员的传统方法。事实上，来自第一项研究的产后母亲认为具有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盟友——包括男性和女性，以及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同事。这表明职场盟友既可以是主导群体成员，也可以是（或曾经是）非主导群体成员（如职场母亲）。鉴于“将盟友关系的概念局限于主导群体成员，忽视了边缘群体内部为消除不平等而进行的实际盟友工作”（Bhattacharyya, 2022, p. 2），作者鼓励未来的研究继续拓宽对盟友角色的理解。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职场中的盟友关系，也能为构建更加包容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这篇推送就到这里啦，这并不是我常关注的领域所以很多论述没有展开。但这篇定性和定量结合地很棒，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另外，我现在觉得找个一个研究现象然后深入挖掘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希望也能扎扎实实的做出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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