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 X. , & Loi, R. . (2019). Punishing the perpetrator of incivility: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thinking orient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doi:10.1177/0149206319870236

本周介绍的模型更为小众，涉及的是同一调节变量同时调节中介效应前后半段的模型。

整体介绍

摘要：

为了阐明人际虐待的第三方的动机是恢复正义却往往从事不道德行为这一矛盾现象，本研究在检验道德认同和道德思维导向的不同调节作用的同时，区分了破坏性和建设性的惩罚反应。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来自不同文化的样本进行的两项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结果，即目睹了同事的不文明行为引发了道德愤怒，进而导致两种类型的惩罚反应。道德认同强化了目睹不文明行为与道德愤怒之间的关系，而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导向弱化了道德愤怒与破坏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道德认同强化了道德愤怒与建设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在道德认同较高但规则导向较低的参与者中，目睹虐待对道德愤怒与破坏性惩罚反应的间接影响最强。

To shed light on the paradoxical phenomenon that third parties of interpersonal mistreatment are motivated to restore justice but often engage in unethical actions, this research differentiates between de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punitive reactions while testing the different moderating roles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thinking orientation. From two studie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sampl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we obtained consistent findings that witnessed peer-to-peer incivility triggered moral outrage, which in turn led to both types of punitive reactions. Moral identity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tnessed incivility and moral outrage, while rule-based moral thinking orientation weak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outrage and destructive punitive reaction. Moral identity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outrage and constructive punitive reaction. The indirect effect of witnessed mistreatment on destructive punitive reaction through moral outrage was strongest among participants with higher moral identity but lower rule-based moral thinking orientation.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理论模型：

模型假设：

H1：当人们观察到同事不文明行为时，他们将产生（a）破坏性惩罚反应和/或（b）建设性惩罚反应；
H2：第三方目睹的同事不文明行为与第三方的道德愤怒正相关；
H3：第三方的道德愤怒中介了第三方目睹的同事不文明行为与（a）破坏性惩罚反应或（b）建设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
H4：第三方的道德认同调节了目睹的同事不文明行为和第三方的道德愤怒之间的关系，因此当第三方的道德认同高而不是低时，这种关系会更强；
H5a：第三方的道德认同调节了道德愤怒与破坏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因此当第三方的道德认同高时，这种关系会减弱；
H5b：第三方的道德认同调节了道德愤怒与建设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从而当第三方的道德认同高时，这种关系会增强；
H6a：第三方的道德思维导向调节了道德愤怒与破坏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从而当第三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导向高时，这种关系会减弱；
H6b：第三方的道德思维导向调节了道德愤怒与建设性惩罚反应之间的关系，从而当第三方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导向高时，这种关系会增强；
H7a：当第三方的道德认同度高且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导向低时，观察到的同事不文明行为通过道德愤怒对产生的破坏性惩罚反应的间接影响最大；
H7b：当第三方的道德认同度高且基于规则的道德思维导向高时，观察到的同事不文明行为通过道德愤怒对产生的建设性惩罚反应的间接影响最大。

研究一：情境操纵

样本及程序：

问卷来源：Sojump（问卷星）、中国、单时点。

各变量与来源对应关系如下：

自变量：虚拟情境操纵，后续用量表进行操纵检验；
其他变量：各种成熟量表，其中破坏性惩罚反应进行了改编。

结果：

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主效应与中介前半段可直接看回归系数。

接下来作者介绍了自己的分析手段，即SPSS的process宏插件。萜妹额外附上Model 64的模型

随后的具体分析，先通过回归系数与Bootstrap置信区间验证了中介效应的成立。H3a与H3b得到支持。

调节效应的检验，先关注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之后再补充简单斜率分析证实调节效应的存在。

对后半段的检验，关注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对结果变量的回归系数。当回归系数不显著时，则可以不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H5a。

最后，Process的输出结果需报告各种情况下的效应量与置信区间。萜妹尝试了下，部分结果如图：

不过差异检验的部分，我没在输出结果中找到，估计作者还进行了额外的计算。比如，使用Mplus应该可以得到。

研究二：关键事件技术

在研究1中，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一个虚构的情景并想象他们的反应。这可能会导致人们担心调查结果是否反映了现实工作场所对不文明行为的反应。因此，在研究2中，作者在调查设计中整合了关键事件技术，要求参与者在实际工作经验中回忆最近发生的事件，并测量他们的实际情绪和行为反应。

样本及程序：

问卷来源：Qualtrics、美国、单时点。

各变量与来源对应关系如下：

自变量：被试随机分配为不文明或非不文明状态。他们被要求考虑最近发生的事件，在该事件中，他们目睹了在当前或最近的公司中的两个同事之间的不文明或文明的人际交往。为了确保参与者回忆的事件是特定，清晰和生动的，他们回答了有关该事件的一系列开放性问题，包括时间，地点，环境，过程，后果以及对事件的感受。那些未能清楚描述事件的人未包括在数据中。后续也用量表进行了操纵检验。
其他变量：各种成熟量表，其中破坏性惩罚反应使用了原量表。

结果：

与研究1检验过程相似，故不展开说明。

研究三：日记法

尽管研究1和2的发现基本一致，但两项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他们无法捕捉到员工对当前发生的不文明行为的反应；参与者的反应基于他们在研究1中阅读的情景和在研究2中回忆的事件。第二，两个研究中的数据都是横断面的，这会阻止作者评估目睹的同事不文明行为的影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也导致了常见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作者进行了研究3来克服这些限制并进一步检验假设。

样本及程序：

问卷来源：中国、两阶段。

各变量与来源对应关系如下：

第一阶段：招募被试自愿参加，此时评估调节变量（即道德认同和道德思维导向）和控制变量（消极情感和人口统计）；
第二阶段：被试连续10个工作日每天完成两次在线调查。T1调查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观察到的当天同事之间的不文明行为和道德愤怒。下午5:00至7:00进行的T2调查包含了破坏性和建设性惩罚反应。

量表方面，自变量量表有所更替，其他无变化。

结果：

这里的分析策略有些变化，因为日记法必然会涉及多层模型，所以作者采用的是Mplus和蒙特卡洛Bootstrap检验来验证模型。